自从巴蜀重建大汉以来，南汉国祚已有七载，期间天子刘羡为了规范官场，树立官风，已经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事关各方面的典章制度，诸如在律法上推出《子雅律》，在考绩升迁中引入九班法、二互法，在军队建设中推行勋爵制、军坊制，在财政上又试图恢复钱政、盐政，新近又发出了释奴诏这样的诏令。自秦汉以来的皇帝之中，论对制度的关注之深，恐怕只有汉武帝与魏武帝才能够与之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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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得益于刘羡从小的史学教导，陈寿作为当代最后一个公认的史学大家，为了撰写《三国志》，搜罗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虽然旁人往往会过于关注英雄在历史上的作为，但刘羡跟随陈寿学习，逐渐领悟到，英雄分两种，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时势就是成熟的制度，前一种被制度催生的英雄，是可以替代的，而后一种能催生制度的英雄，才是举足轻重的。
因此在称帝以后，刘羡征战的频率明显放缓，这不仅是因为国库空虚的限制，也有刘羡本人对政治的考量。他醉心于打造出一个稳定的政治框架，来解决前晋的各种弊病。总体来看，也颇有成果，至少在当世的所有政权之中，称得上独树一帜。
可万事皆有利弊，刘羡这些年颁布的新规过多，加上扩张过快，导致许多人对新制并无敬畏之心。他们无意了解天子的种种苦衷，只道这些天子的奇思妙想，就好比夏日的季风，吹一阵就过去了。
再加上人性本就汲汲于名利，一旦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又没有足以警省的案例在前，魏晋留下的官风复萌，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事了。
尤其是这些年，刘羡在处罚一些犯错官僚时，采用的手段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就连卫博皇甫重谋反这等大案，处理竟然也没有株连三族，更让许多官吏暗中庆幸，认为天子顾念旧情，天下又没有一统，还要靠他们打江山，只要不犯什么大错，贪污些许钱财而已，能有什么大事？
故而当卢志将三件贪污案公然在朝会上提出，请天子下令严查时，许多人都不敢置信。
卢志并非是随天子征战的元从，加入朝廷的时间甚至比李凤还晚，若非刘羡一力提拔，以他的资历，怎能做到如此高位？所以官场上的官吏大多心中有数，卢志的态度大概就是天子的态度，若没有天子首肯，他绝不会主动提及此事。
所以天子还没开口，百官便知道，这三件案子是绝难善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