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曾经提醒过孔子，所谓‘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这算是一句名言了，大意是说，聪明人非常讨厌，常常会指出别人的缺点，换言之，若一个人是因为言论被朝廷处罚，那旁人便会以为，他的言论是正确的。世道，你说是也不是？”
傅畅至此算是明白了天子的想法，天子其实是在思考，如果就这么简单粗暴地处罚了魏遐，在政治舆论上是否会坐实舆论的攻讦。
这确实是一个隐忧，但傅畅却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北地傅氏向来是以实用为主，并不认为舆论上的风波能起到多大作用，便说道：“陛下，《韩非子》有言，‘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陛下，韩非的意思非常明白，君王之尊，不是臣子的言语可以侵犯的，世上的蠢人是如此之多，您何必在乎那些诽谤之词呢？干脆禁了便好，和这些人讲理，他们已有了成见，哪怕是讲上一万年，恐怕也讲不通。直接治以大不敬之罪，令无人敢言，才是最好的办法。”
刘羡哈哈一笑，指着傅畅道：“世道啊，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韩非所言确实不错，但与当下的时机不合，君主能以重刑处置言罪，那是在国家的成法已经卓有成效的时候，世人皆服其法。若有人再非议，那真理不辩自明，所以是乱法之罪，可以直接降罪。”
“可如今是乱世，我能够立国存身，一靠祖宗遗德，二靠征伐四战，三靠坚守信义。可世人知我信我，却并不代表能相信新法，因为新法眼下还没有成效。因此，我若是单纯地因言论罪，反而会令影响更坏。”
刘羡的言语并非无中生有，古往今来，因言获罪的文人可谓数不胜数，而在最近的两百年中，最出名的言论罪，大概便是在桓帝与灵帝时期的党锢案了。此案分为两次，遭受牵连的士人成千上万。尤其是灵帝时期，反对朝政的士人数不胜数，灵帝便下诏，将他们尽数党锢在家，不允许其出仕。可结果呢？反倒是士人们在乡里群起清议，彻底在舆论上摧毁了汉室的权威，而导致了士族的兴起。
这绝非孤例，司马昭篡魏时期，又是怎么整治身为竹林七贤的嵇康的？仅仅因为嵇康不愿意出仕，在民间对司马氏颇有腹诽，便直接将嵇康当众处死，结果嵇康临死前的一曲《广陵散》，反而令司马昭风评直下，至今仍留有丑声，以至于司马炎不得不对士林近乎变态的宽容，却仍无法消除父辈留下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