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胡同口停稳，杨兵推开车门，冲驾驶座的警卫员点了下头。
杨兵没急着回院子。
他在胡同口的邮筒前站了一会儿，给三叔写了封信。
信不长，拢共写了小半页。
问了庄稼收成，问了村里老少爷们的身体，又问了公社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动向。
末尾夹了五十块钱，用旧报纸裹了两层，塞进信封。
信塞进邮筒，铁盖子啪嗒一声扣上，杨兵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进了院门。
接下来的日子，表面上波澜不惊。
后勤部的活儿照常转，食堂的大锅饭照常开。
杨兵每天蹬着自行车进厂出厂，雷打不动。
直到这天上午。
厂办小刘又探进脑袋了。
“杨主任，吴书记请您过去。”
杨兵搁下手里的物资调拨单，看了小刘一眼。
“就我一个？”
“就您。”
吴松阳的办公室门关着。
杨兵敲了两下，里头传来一声，“进”。
吴松阳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摊着一份红头文件。
“坐。”
杨兵拉开椅子坐下，吴松阳把那份文件推到桌中央，食指在上面点了两下。
“上头下来的。动员一部分员工家属下乡。”
杨兵伸手把文件拽过来。扫了两眼，眉心拧了一下。
“强制的，还是自愿的？”
吴松阳叹了口气。
“文件上写的是自愿。但给了限额咱们厂分到的指标，一百二十人。”
杨兵把文件放回去。
吴松阳揉了揉眉心，满脸的褶子拧得更深了。
“我在这把椅子上坐了多少年了，见过的难事不少。但这种事！”
他顿了顿，两根粗糙的手指揪着旱烟袋嘴，“逼人离窝，跟逼人上吊差不了多少。”
杨兵没接这话茬。
脑子里已经开始飞速运转。
强制还是自愿，文件上的措辞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个数字一百二十。
完不成，上面追责；硬完成，底下炸锅。
夹在中间的永远是执行的人。
“工人本身的户口在厂里，动不了。”杨兵开口，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着节拍，“能动的只有家属。但家属户口要是也落在四九城，咱们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