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去展现情绪。我要做的是反过来，让他把这种本能压住。
每次他想要给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就喊停，让他再收回去。
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你们看到的那种，像一堵墙后面隐约有声音，但你永远听不清。”
问题一个接一个。
有人问镜头语言的选择，为什么大量使用中景和远景而非特写。郑辉解释那是为了制造距离感，让观众像一个旁观者，而非入侵者。
有人问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开放式结尾。郑辉说，因为真实的悲伤没有结尾。
有人问配乐为什么用得那么少。郑辉说，悲伤不需要配乐来告诉观众它在那里，它自己会说话。
这些都是常规问题，郑辉回答得游刃有余。
然后，《卫报》的记者举手了。
这个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他显然做过非常充分的功课。
“导演，我想问一个或许比较私人的问题。”他开口时语气很谨慎。
“请说。”
“我了解到，你十八岁那年，你的父母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海鲜，双双去世。”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
“那是1998年，在澳门。”记者继续说：“而你拍了一部背景设定在海边的电影。主角生活在一个海滨小镇，那里有海风、有冰冷的海水、有渔船和码头。
你的父母死于海产中毒，而你却选择把故事放在海边。这是否是某种…直面恐惧的方式？”
郑辉没有立刻回答。
记者没有停下来等他，而是继续追问：“还有一个细节，你十八岁那年，是你一个人处理了父母的后事，把骨灰从澳门带回福建老家安葬。
而在《海边的曼彻斯特》里，电影的起点也是主角被通知去处理家人的遗体和后事。”
记者的目光落在郑辉脸上：“最后一点，你在这部电影里亲自出演了侄子这个角色，一个刚刚成年就失去父亲的年轻人。而你本人，十八岁失去了双亲。”
“这些对应关系，是你有意安排的吗？”
房间里十一个记者的目光同时落在郑辉身上。
沉默。
郑辉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没有开口，他脑袋里满是问号，这些爱各种解读和强加隐喻的人，又来了。
一秒，两秒，三秒。
在记者们眼里，这种沉默在今天的圆桌采访中是罕见的，它比任何回答都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