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论杨闿、胡文还是郭铣，都指着铁务上的巨利，以弥补朝廷财政亏空。
这个关口，王猛搞“铁锄入户”，俨然是要惠及农民的，这不是砸生意嘛！
当然，这些秦臣也不是不明白农事的重要性，更不敢与皇帝大政相忤，只是觉得政策出的时间可以再商榷一下，比如延后个三五年。
而这种想法，王猛自是断然否决，理由很简单，大秦的农民们等不了三五年，大秦帝国同样等不了！秦国欲实现富强，衣食二事，永远要作为第一要务来解决。而王猛秉政以来，所主导的各项政策改革，抛开那些形式、利益上的干扰，其核心只有一条：养民生息，减民负担，促进生产，以实现衣食自给。衣食足，则是历代治国最朴素的颠扑不破的道理。
不过，对于臣僚们提出的财政问题，王猛也没有回避，相反提出了两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其一，对关西的豪右进行加税，从秦国勋贵群体拆借；其二，对关中那些大大小小的私矿，进行封禁、打击、查抄。
毫无疑问，这两条办法，都是来钱来粮的路子，能极大缓解朝廷财政压力，关键在于执行问题！前者，在苟政执政之初，可是有先例的，关西的豪右们，可不止一次向苟氏集团上交“保护费”，也曾从苟氏政权内部募集过粮资。
至于后者，就更属寻常了，有私盐，就有私矿。关中可不只漆县、夏阳两矿，而但凡朝廷明令禁止之事，就免不了有人犯禁，那往往意味着暴利。
而关中的私铁、私矿产业，规模还不小，依法查处是理所应当，但困难的地方，从来不在法理条律上，能做这种生意的，岂是一般人。
因此，王猛指出的两条路子，收获是可以预期的，但麻烦乃至危险亦然，而让杨闿、胡文等臣去捅马蜂窝，哪有这个胆气、决心与手腕？他们又不是王景略！
畏难怕险，不肯担责，更不愿冒任何政治风险，那在王猛的“新政”上，就没有发言权，于是乎，王丞相便得以顺利推行他的“铁锄入户”计划。
事实也再一次说明，秦国的精英才士、能臣干将们，在才情上未必就比王猛差到哪里去，但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负累与顾虑，王猛与他们相比，最大的区别，便是那份勇于任事的责任担当。
这也是除“历史记忆”外，苟政选择信任、托付王猛最重要的原因了！
而所谓“铁锄计划”，在王猛的构想中，俨然也只是一个开端，只是国力、财力、精力有限，只能帮助秦国的农户们添一把铁锄头，就这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