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极其缓慢的权力流失。
它不是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变完成的。
没有军队包围白宫，没有电视上的全国讲话，甚至连一份正式的文件都没有签署。
它发生在无数个看似日常的细节里。
在华莱士的任期后期，当冷战的阴云因为他那天真的外交政策而变得愈发浓重，当那场“中东误炸危机”几乎将人类推入核战深渊之后。
华盛顿的那个由军方、情报机构和建制派政客组成的深层国家机器，开始像免疫系统排斥异物一样，悄无声息地排斥着他们的总统。
一开始，是每天早晨的情报简报变薄了。
那些关于苏联在东欧部署装甲师的卫星照片，那些关于远东红色政权渗透的绝密电报，开始被精简。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汇报时，语气依然恭敬，但那些真正决定国家安全走向的原始情报，再也没有出现在华莱士的办公桌上。
然后，是国防预算的申请。
五角大楼不再与白宫的预算办公室进行那些漫长而激烈的辩论。
他们学会了绕过总统。
他们直接在国会山的各个委员会里游说那些对社会主义威胁深感恐惧的议员。
他们把巨额的军火采购项目包装在各种民生法案的附加条款里。
当这些法案最终摆在华莱士面前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如果他否决这些法案以阻止军费膨胀，他就会同时否决掉那些他自己极力推崇的教育和医疗拨款。
为了保住他那“第二权利法案”的内政果实，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签下那些他深恶痛绝，用来制造杀戮机器的预算。
他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政治交换的俘虏。
最后，是人员的隔离。
那些真正相信华莱士理想的政策顾问，在各个联邦部门的晋升通道被悄然切断。
他们被调离核心岗位，被发配去负责那些毫无实权的闲职。
而那些围绕在总统身边的，都是些面带微笑、执行力极强、但对他的理念毫无信仰的职业官僚。
他们完美地执行着总统的命令，但那只是一些关于修建公园、颁发奖章的无关痛痒的命令。
华莱士依然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他每天签署着文件，在玫瑰园接受童子军的致敬，发表那些关于“平民世纪”的激动人心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