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老朽在宛平二十多年，见过四任知县。你是第一个翻到柴房底下去的。”他当天下午把剩下的旧档全部交了出来。沈文恪据此重新核定了宛平县的实账，亏空不是五万两，是六万三千两。
大兴县那边，周继祖的步子比沈文恪慢一些。他是从刑部出来的，习惯先看人，再看纸。他到县衙的第一周没有翻案卷，先让刑房的人把近三年的“已结案”卷宗单独搬出来。他翻了三天，发现一个现象——结案的卷宗里，有一半以上只有结论没有过程，某案“已断”，但断的依据是什么、证人是谁、适用了哪条律法，一概没有。办案人自己画的句号，判完了就算完事。
他没有当场追问，只是让刑房书办把卷宗按结案年份分类，分别登记造册。到第四天，他让人把刑房的几个老书办逐一叫到值房，单独谈话，谈完一个叫下一个。前面几个人谈完出去，走廊里没有声音，后面的人进去时也没有东张西望。他问的方式很直接：“这个案子是你结的，为什么没有写判据？”几个书办给出的回答各不相同，有人说“案子太小不用写”，有人说“当时忙忘了补”，有人说“前任就是这么教的”。
周继祖没有斥责，也没有当场处置，只是把每个人说的话都记在纸上，注明时间、经手人和答复内容，然后把记录收进案角的另一只匣子里。他转而做了一件事：在县衙大门外侧挂了一块木牌，上面贴着“案件进度公示”几个字，并在下方用细笔列出案号、承办人和当前处理状态，每周更新一次。牌子挂出来的当天下午，就有一个人站在牌子前面看了很久，然后进了县衙大门，问自己的案子为什么写了“待查”两个字，从去年等到今年，一直没有人来查过他。周继祖听了之后，调出那件案子的卷宗，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批条，批条上写的是“待证人到案”，证人姓名栏是空的。他问办案书办证人是谁，书办回想了半天，最终没有说出口，像是那个名字从一开始就没被人写上去过。
他当天重新写了一封查访文书，发往证人的原籍，派人去查。这件事做完之后，他把刑房书办叫到跟前，说了一句：“以后每个案子，不管有没有结论，都要写明当前进度。写不清楚的，按延误公务记。”
良乡的驿站比县衙更早察觉到陈守拙在做什么。他到任不到半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告示：“即日起取消三成商役，改用现银雇佣运力。所需银两从县财政杂支余款中垫支，试行三个月。”告示贴出去的当天，驿站里就有人围在布告栏下看。三天后，良乡驿站的驿丞被几个本地士绅请去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