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县官都是读书人，熟读经史子集，但大多没读过大明律法。洪武年间的律文到万历年间还在用，条例越积越多，万历十三年合编的时候已经三百八十二条了。县官拿到一本厚册子，翻半天找不到对应的条文，索性不写了。”
张守约是新来的，一直没有开口。他听完赵文翰的话，问了一句：“那隆庆年间的案子为什么写得很细？那时候的条例比现在不多吗？”
赵文翰说：“隆庆年间的条例确实没有万历年间多。而且那时候的县官，有不少是从刑部调下去的，懂律。现在的县官，基本是科举出身，读四书五经上来的，对律例不熟。让他们写判语，他们也不知道该写什么。”
李志登靠在椅背上：“也就是说，问题有三个——律例本身太乱，县官不熟悉律例，书办应付差事。三个凑在一起，案子就乱了。不过这只是县里的问题，但县一级是大明司法的底子。”
他停了一下，像是要等那句话说稳了再接下去：“按《大明律》定例，县级是第一审级，全县所有案子都要从县衙开始，笞杖刑知县可决，徒以上要上报府里和刑部。案子到了刑部和大理寺复核的时候，如果县里的卷宗只有四个字‘依律断之’，刑部没法复核。卷宗不全，大理寺就无从查起。一旦复核卡住，案子便在刑部和大理寺之间来回积压。这中间卡住的每一件，都能替它背后的关系多留出几个月的时间。”
刘承嗣说：“李大人说得是。县级是底子。如果县里审出来的案子一团糟，上面再严也收不了尾。这几年送到刑部的徒流案件，至少有四成需要发回重审。案件本身有些不复杂，但是卷宗里根本找不到判案依据。发回去县里补，县里补不上来，案子就拖在那里。”
李志登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你们觉得，要从哪开始改？”
张守约说：“下官以为，不能从律例开始改。律例改了，县官看不懂还是没有用。下官建议——先从顺天府开始，选一批近三年的典型案例，由刑部派人到各县收集案卷、审核判语，把有代表性的案子汇编成册，加上刑部的批注，刊印下发。让县官知道——同样的案子，刑部的意见是什么。”
赵文翰想了想，说：“另外一个办法——在顺天府试点‘审、判分离’。县官只管审案，判案由府通判复核。县官不用再自己写判语，通判根据律例做出判决。这样县官的负担轻了，判决的质量也高了。”
刘承嗣说：“审、判分离倒是个路子。宋朝就有‘鞠谳分司’的制度——审案和判案